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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贫困杀死孩子的贵州康乐县女  

2016-09-12 17:45:33|  分类: 人物故事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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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杀死孩子的理由,城里人永远不会懂

导读

如今,中国的公共舆论,毫无疑问是建构在城市话语系统基础上的,在这样的话语系统中,农村是不可能被理解的。“贫困”是一个很容易得出的结论,因为贫困是城市居民已经摆脱但是又害怕回来的东西。

在城市话语完全主导人们生活的当下,农村的故事只有凄惨到一定程度才能受到人们的关注。甘肃康乐县农村妈妈杨改兰杀害4个孩子后自杀,刷新了去年毕节4名儿童自杀对人们心理所造成的冲击。但是,这种悲伤和愤怒,会和毕节儿童惨案一样,很快就被忘记,事实上,如果不是一个意外,这件事也许压根不会进入公众视野。

9月8日,这一事件最初刊登在兰州当地媒体《西部商报》上,标题为《康乐一家六口相继服毒身亡》,稿件并没有提到杨家的贫困现状,也没有涉及后来受到广泛关注的“低保被取消”。当天下午,一篇《调查丨甘肃因贫致6人死亡惨案,80后母亲强迫亲骨肉喝毒药》在网上开始传播,稿件描写了杨家的危房,更重要的是,它透露出了杨家低保被取消这个信息。

这篇“调查”被不同的公号刊发,都署名《西部商报》。和《西部商报》的见报稿相比,网稿内容有很多相同,但错别字很多,很有可能是没有经过编辑修改的原稿。大概,记者对报纸因为把关而删掉的内容感到遗憾,才把它发到了公号上。如果只有见报稿件,杨改兰事件就不会成为一个公共事件,它很有可能在第二天就被人忘记。“因贫死亡”“强迫亲骨肉喝毒药”这样“定性”的字眼,最终撬动了舆论,但也注定了会产生争议。

她杀害孩子然后自杀的行为,是不是因为贫困?低保的取消(已有2年),是否促成她杀子后自杀的原因?对这样一起偶然性的极端事件,当地政府到底有没有责任?人们为此争论不休,但是非常可惜的是,到目前为止,不管是当地政府的公开回应还是记者的后续调查,都还没有能给出让人信服的证据。

杨改兰的家杨改兰的家

越是贫苦的农村,妇女的处境就越是绝望。我小时候在农村,经常看到妇女哭泣的场面,邻居们前来劝慰,最有效的一句话是:“可别想不开,你看,孩子还小着呢。”有经验的长者,往往会把注意力往孩子身上引,对这些妇女而言,孩子本身就是希望,为了孩子,她们可能忍受一切,眼前的苦难算什么呢。

在杀害自己的孩子时,杨改兰的心境到底如何?她心中是何等的绝望?或者只是一种精神疾病?如今,她留给我们的是无穷的问号。澎湃新闻是少数几家到当地求证的媒体,也是少数关注杨改兰心理状态的媒体。他们采访到了杨改兰的祖母杨兰芳,那场凶案的见证人。

杨改兰坐在一边,情绪平静,还在笑着。杨兰芳难过地揪心,问杨改兰:“你做的这是啥?”

杨改兰抓住她的双手:“阿奶,我把你顾不住了。我要过我的去了,你过你的,我把你顾不住了。”

“到底咋了,有啥事你跟我说。”

“把我逼得……你谝不过(你不理解),我跟你不说。”

如果杨改兰的祖母没撒谎的话,这祖孙二人最后的对话相当重要。杨改兰差一点就透露了导致她自杀的外因,“把我逼得……”她要说的是什么,会认为祖母根本不可能理解呢?不太可能是死前几天的家庭矛盾,因为那种具体的委屈,她会脱口而出,而且势必也已经唠叨多次了。

到底是什么让她感到了“逼迫”?很有可能是低保被取消,也有可能是取消低保的过程中村民的“投票决议”(她还说了“全村的人都在告我”),让她感受到一种不公平的氛围。澎湃报道的标题是《甘肃母亲砍杀4子女事件:事前称被逼,亲属称这两年没领低保》,而每户网站在转载这篇文章的时候,把标题简化成了《甘肃母亲砍杀4子女事件:亲属称这两年没领低保》。这种做法,忽视了很重要的新线索,仍然是想给人以更简单有力的结论,把杨改兰的自杀和“两年没领低保”联系起来。

贫困很符合人们的想象,在最初的报道中,记者甚至提到孩子没有衣服穿,冬天下不了炕。可是后续的报道,记者又发现,孩子们还没穿过的新衣服,都拿来陪葬了。杨家有三头牛,两头猪,三只羊,还有一点点存款。家里还有一辆农用三轮车,一辆摩托。和城里人甚至同村比起来,依然很穷,但是这种贫困,却和都市人所想象的那种“揭不开锅,穿不上衣服”的绝对贫困不同,贫穷只是理解杨改兰命运的一个背景,却并不是她杀子后自杀的直接原因。

杨改兰家的牛杨改兰家的牛

就目前媒体所披露的内容,在那个贫困的村庄里,杨改兰一家是最被边缘化的一家。杨改兰的母亲在她10岁时就离家出走了,她的父亲在村民心目中也属于一个无能之人。杨改兰的丈夫,属于“倒插门”,在农村,也是被歧视的对象。对杨改兰来说,生活中的歧视是漫长的,这很有可能构成一个压迫,两年前低保被取消,可能是这种压迫的一个顶点。

当然,这只是可能而已。我们面临的处境是,这一事件不可能有所谓“最后的真相了”。《西部商报》见报报道,把涉及贫困和低保的内容都删除了,这反映出编辑“良好的风险把控意识”,某种程度上也是整个事件的预兆:媒体的介入将是艰难的。农村低保管理的混乱,精准扶贫是否有效,对当地政府来说,都是敏感问题。

如今,中国的公共舆论,毫无疑问是建构在城市话语系统基础上的,在这样的话语系统中,农村是不可能被理解的。“贫困”是一个很容易得出的结论,因为贫困是城市居民已经摆脱但是又害怕回来的东西。去年的毕节4名儿童自杀,公共舆论第一个认识可能是饿死,那个十多岁的大儿子在所留下的遗书上写道,“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”,这样的遗书让人们感到害怕,以至于质疑它的真实性。本质上,这是因为,留守儿童的绝望,城里人是很难理解的。

杨改兰的绝望也是如此。祖母央求她留下大女儿,她说:“一雪(大女儿)给你不能留,你拉到18岁人也去了过呢。”意思是说,她18岁后嫁人也要离开你。杨改兰杀害4个孩子,当然是残忍的,但是对这种残忍你又能说什么呢?一个妇女,自己种十几亩地,还要独力照顾4个子女,这种无望的生活,谁又能坚持下去?

这场惨剧让人悲哀,也让人愤怒,但是更多的是给人一种无力感。至少到目前为止,我们还无法得知杨改兰向子女举起斧头的确切原因。2000年前后,农村妇女自杀高发,很多案例,具体的诱因都是生活琐事。目前,媒体还没有找到杨改兰毁灭家庭的“直接原因”,但是,即使找到了又能如何呢?可以预料,媒体讲述的重心,将从一个触目惊心的贫困故事(夫妻感情很好),转变为一个家庭不幸福故事(倒插门家庭矛盾重重)。很有可能,邻居的一句话或者孩子的一声哭泣,促使她下了这最后的决定,这样的答案,又能说明什么?

人们聚焦于她家到底算不算赤贫,低保到底应该不应该取消,于是就开始以城里人的思维,来计算她家的猪牛的价格。我们只能从自己的周遭生活,来想象杨改兰的生活。从媒体所在的大都市,到杨改兰所在的甘肃贫困村庄,不但是遥远的物理距离,还有遥远的心理距离。“扶贫”就是这样一种思维。这个词本身决定了农村的贫困是“被定义”的,在整体上,农村不能表达自己。

杨改兰最后的话“你谝不过(你不理解),我跟你不说”,不但是给她的祖母说的,也是给这个世界说的。

【责任编辑:赵琼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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